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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人應有的科學觀
民國初年，由胡適等人發起的五四運動，為了替中國尋求富強之道，同時引進西方的民主與科學，但由於這兩個概念太過抽象，當時根本找不到適當的譯名，只好暫時以「德先生」和「賽先生」稱呼之。
近百年的悠悠歲月中，民主與科學在中華地區各有各的發展，時至今日，任何人對於民主為何物，應該都不至於太陌生（至少懂得心嚮往之），可是對於科學的認識，似乎仍舊停留在各人心中一把尺的階段。
話說回來，「何謂科學」不折不扣是個大哉問，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討論清楚。本文的目的，只是想藉著民主和科學的平行關係，對科學的本質做個淺顯的介紹。
這些平行關係，或許比大家想像中還多──
一、放諸四海皆準
相信人人都同意，民主精神應當放諸四海皆準，不該隨著地域、種族、宗教等因素而有差異──至少理論上如此。正是基於此一信念，才會出現「民主是普世價值」這種說法。
而在自然科學領域，放諸四海皆準更是一項重要的原則，比方說，如果台灣有一位科學家，製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物質，那麼一旦他公布了實驗細節，世界各地的實驗室，都應該能夠根據他的方法，得到相同的結果，這就是科學家所謂的「可重複性」。
更有甚者，對某些科學理論來說，光是四海皆準並不夠，還必須推廣到「放諸宇宙皆準」。例如化學元素週期表雖然是地球人的發現，但由於地球只是宇宙間一顆普普通通的「沙粒」，毫無任何特殊之處（此即所謂的「哥白尼原理」或「平凡原理」），因此之故，無論距離我們多麼遙遠的星球，其上的化學元素仍會和我們的週期表一一對應。
二、既古老又年輕
民主和科學皆擁有源遠流長的歷史，然而「正式化」皆為相當晚近的事。就民主而言，其思想可遠溯西方的《理想國》和東方的《孟子》甚至《尚書》，但是直到美國憲法出現，人類才首度將民主精神落實為一部根本大法（相較之下，英國至今仍然沒有成文憲法）。至於科學的萌芽，距今至少已有五千年，金字塔便是古代科學的具體展現，偏偏數千年來，科學家對於「科學」始終沒有明確的定義，一直要等到一九三○年代，哲學家波普爾(Karl Popper, 1902-1994)提出「可證偽性」這個檢驗標準──科學理論必須有可能被推翻──廣為科學界接受的科學定義才終於出爐。
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，波普爾的科學定義是標準的逆向操作，以「證偽」取代傳統的「證實」，因為後者容易落入邏輯的陷阱，無法淘汰某些似是而非的「偽科學」──例如羅素於《心的分析》中所舉的著名例子：「我們這個世界和其上萬事萬物，都是五分鐘前誕生的。」這個論述荒謬至於極點，卻是一個無懈可擊的謬論，能夠輕易通過任何證實的考驗，這就是標準的偽科學。
三、少數服從多數
乍看之下，民主制度中這項最基本的原則，無論如何不適用於科學領域。因為在一般人的觀念裡，科學應該致力追求真理，而真理怎能採用多數決呢？然而事實上，如今科學家早已明白，至少就自然科學而言，所謂的真理並不存在（如前所述，任何科學理論都必須「有可能」被推翻，因此當然不是真理），科學家所做的努力，只是不斷逼近這個真理而已。
由此可知，大家在小學與中學時期，從課本裡所學到的科學知識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「主流理論」或「標準模型」，亦即在我們這個世代，大多數的科學家最認同的理論──所以它們才有資格寫在教科書裡面──無論達爾文的演化論，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皆應作如是觀。
四、多數尊重少數
民主貴在包容，因此才有「我絕不贊成你的主張，但我誓死捍衛你的發言權」這樣的說法，而這種包容異議的風度和雅量，在科學界更是一種常規。舉例而言，雖說在正式的教科書裡，也就是一般大眾心目中，只能容納一種主流的理論（正如選舉結果，只能有一位候選人勝出），但是科學界並非一言堂，除了主流之外，其他各種「非主流理論」仍能找到立足之地，擁有或多或少的支持者；一位傾向於非主流理論的科學家，並不會因為他的學術信仰而遭到歧視，更不會因此飯碗不保。
五、勇於挑戰權威
先說一個幾十年前的「鐵幕笑話」，在某個國際場合，一名美國人和一名蘇聯人鬥起嘴來，美國人驕傲地說：「我們可以站在白宮前面，大罵美國總統是混蛋！」蘇聯人則不甘示弱：「我們也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宮前面，大罵美國總統是混蛋！」
這個笑話如今雖然稍嫌過時，仍舊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示，那就是唯有在民主制度下，升斗小民才能批判高高在上的官員，乃至國家元首。
而在科學界，這種挑戰權威的勇氣和膽識，可說是任何一位科學家，在接受養成教育時期，便不知不覺培養出來的本能。正因為如此，在各個科學領域中，皆經常可見初出茅廬的後生晚輩（例如二十六歲的愛因斯坦），以初生之犢的精神，對本行的「金科玉律」提出質疑，而挑戰成功的例子則比比皆是。
六、坦然認輸的風度
「下台的背影要漂亮」這句話，隱含著一種重要的民主風度，亦即政治人物要坦然面對失敗的結果。無論是正式的選舉失利，或是民意上大勢已去，凡是稍具民主素養的官員，都會盡力以最漂亮的姿勢走下舞台。
科學界則有一項悠久的光榮傳統──勇於認錯──和這種民主風度是絕佳的類比。最有名的例子，要數愛因斯坦在成功地發明相對論之後，卻錯誤地推導出靜止狀態的宇宙模型，十多年後，當天文學家哈伯提出了不容置疑的觀測證據，證明宇宙一直處於擴張的狀態，愛因斯坦很快便揚棄自己的理論，一點都不擔心面子問題，而到了晚年，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，愛氏還特別強調：「那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！」
七、優勝劣敗的汰換
在民主制度下，政權的和平轉移是一種健康的常態，反觀在科學發展過程中，其實也不乏類似的情形，科學史家統稱之為「典範轉移」。
前面提到過，任何一個描述自然現象的理論，即使在當今世上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仍然不算什麼真理，只能定位為主流理論，若干時日之後，自然有可能此消彼長，主流理論逐漸退流行，某個非主流理論卻累積了越來越多的證據和支持者，終於順利「取得政權」，成為新一代的主流理論。
在科學發展史上，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。例如人類對宇宙的見解，最早是所謂的「地心說」，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一直到了十七世紀，才被哥白尼的「日心說」所取代，然而曾幾何時，日心說也成了歷史遺跡，因為今日科學家所公認的宇宙結構，乃是各個角落一律平等，根本不存在任何中心（即所謂的「無心說」）。至於近在眼前的例子，則是幾十年前才終於擺脫草莽地位，取得地球科學正統的「大陸漂移說」。
八、無人能置身事外
法國政治家克里蒙梭(Georges Clemenceau, 1841-1929)曾經說過一句至理名言，大意是：「戰爭太重要了，不能完全交給軍人決定。」後來，有人將這句話衍伸為：「政治太重要了，不能完全交給政治人物決定。」言下之意，在民主體制之下，唯有全民踴躍參與，才能共同推動一個健全的政府。
有趣的是，克里蒙梭這句話還演變出另一種變奏：「科學太重要了，不能完全交給科學家決定。」換句話說，科學的發展其實也亟需全體人類的關注；消極而言是起著監督作用（以免科學家的好奇心過度膨脹），但更積極的一層意義，則是希望藉著集思廣益，讓珍貴的科學研究資源──包括人力、財力、物力──獲得最合理且最有效的分配。
以上，可說是筆者借題發揮，藉著民主和科學的類比，探討了現代人應有的基本科學觀。最後必須強調的是，民主和科學既然並非同義詞，同中有異乃是理所當然的事，本文雖然一再強調兩者的相似性，絕對不能避而不談反例的存在，否則豈不是太沒有科學精神了！而在筆者看來，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，在於民主不能輕言實驗，不然很容易導致千萬人頭落地，至於科學研究，只要是在法律、道德和良知許可之下，大可無所不用其極──將「大膽假設」發揮到極致也無妨──包括可以不斷地使用「嘗試錯誤」這個科學方法，例如著名的桃莉羊，即是科學家嘗試了二百七十六次錯誤之後的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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